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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訴上海朵云軒等拍賣假冒其署名的美術作品侵權案

「案情」

    原告:吳冠中,男,75歲,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

    被告:上海朵云軒。

    被告:香港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

    1992年12月,上海朵云軒(以下簡稱朵云軒)和香港永成古玩拍賣公司(以下簡稱永成拍賣公司)簽訂《協議書》一份,約定:雙方于1993年3月(春季)和9月(秋季)在香港聯合舉辦近代中國書畫拍賣會,并對拍賣品的選擇、鑒定、底價、保險費、手續費以及利潤分成等具體事項達成了協議。1993年7月27日,朵云軒按照雙方的約定將其選定的拍賣品運至香港,并派員對永成拍賣公司在海外征集的拍賣品進行鑒定、選擇和商定底價。

    1993年10月2日,在港客戶趙某某與永成拍賣公司簽訂一份《出售委托書》,趙某某委托永成拍賣公司拍賣其所擁有的一幅署名吳冠中并載有“炮打司令部”字樣的《毛澤東肖像》畫作品,估價為30?35萬港元,備注欄中載明拍賣日期1993年10月27日等,并就拍賣品傭金、保險等達成了協議。10月上旬,永成拍賣公司將其征集和朵云軒提供的拍賣品總計382件編印成《圖錄》,封面上寫明:永成拍賣公司、朵云軒于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聯合主辦“中國近代字畫及古畫拍賣會”!秷D錄》中編號第231號圖即系趙某某委托拍賣的《毛澤東肖像》畫。該畫右上角豎寫草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左下角落款豎寫草字“吳冠中畫于工藝美院一九六二年”,尺幅寬38厘米、長66厘米,估價標示為30?35萬港元。永成拍賣公司向外界散發了《圖錄》,并給了朵云軒50冊。朵云軒將《圖錄》贈送給上海有關單位和個人。10月中旬,吳冠中得知上述情況,經查看《圖錄》中所載《毛澤東肖像》一圖,即委托他人向有關部門反映,他從未畫過此畫,而且此畫創作日期落款一九六二年更是荒唐可笑,希望有關部門設法制止對該畫的拍賣。10月25日,上海市文化管理處行文通知朵云軒:此畫“如確系偽作,須迅速撤下,停止拍賣;如有其他偽作,也須照此辦理,并請將核查情況上報我處!倍湓栖幗哟送ㄖ蟠饛蜕虾J形幕芾硖幏Q:該畫非朵云軒提供,系永成拍賣公司在香港接受委托作品;拍賣活動在香港舉行并由香港法人主持,決定權在永成拍賣公司;一定向永成拍賣公司轉告上述意見及作者要求,盡力說服永成拍賣公司撤下該作品。朵云軒同時電告其在港觀摩拍賣的考察組,向永成拍賣公司轉達通知及吳冠中的意見。永成拍賣公司接到朵云軒轉告的通知和意見后,當即請有關專家對此作品進行了鑒定,由本公司的負責人出具個人評定意見和朵云軒專家小組出具鑒定意見,經過從創作特點等方面的分析,認為吳冠中稱此畫不是其所作的理由不能成立,確認此畫創作于1966年,而非1962年。永成拍賣公司還找到委托人,向其了解了購買此畫的情況,并由委托人作了擔保。據此,永成拍賣公司出具證明稱:“有關上述作品的代理、宣傳、競拍等事項均由本公司照章辦理,與上海朵云軒無關!竟疽詾楦鶕愀鄯梢约肮镜呐馁u規程,我們可以決定拍賣!币虼,永成拍賣公司未撤下此系爭拍賣品。拍賣會舉行前,朵云軒專家趕到香港參加拍賣工作。10月27日下午,永成拍賣公司和朵云軒聯合主辦的“中國近代字畫及古畫拍賣會”如期在香港九龍海城大酒店舉行,此系爭作品最終以52.8萬港元成交,其中拍賣人所得擁金為4.8萬港元。

    1994年5月5日,吳冠中所在單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派員將《圖錄》第231號署名吳冠中的《毛澤東肖像》畫印刷品及吳冠中1966年前后的筆跡材料,提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第二研究處,要求對系爭之畫的落款字跡是否吳冠中親筆所寫作出鑒定。該處經過鑒定,于同年6月5日出具《鑒定書》,指出:“送檢的朵云軒與永成拍賣公司聯合拍賣目錄中第231號署名吳冠中的《毛澤東肖像》畫上書寫‘吳冠中畫于工藝美院一九六六(重復字)年’字跡,不是吳冠中親筆所寫!痹撟舟E“為毛筆所寫,書寫速度較慢,字跡正常,特征穩定,可供檢驗。將其與吳冠中的親筆字跡比較檢驗,發現二者字跡的寫法、筆畫間的搭配位置、筆畫的起收筆特點、筆力等特征,以及用詞特點上均存在明顯差異,反映了不同人的書寫習慣!

    1994年7月16日,吳冠中以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為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兩被告聯合于1993年10月27日在香港拍賣的《毛澤東肖像》畫不是其所畫。拍賣前,我曾通過有關單位轉告朵云軒撤下這幅假冒我署名的偽作。但朵云軒接到通知后,仍與永成拍賣公司聯合拍賣,甚至出具專家鑒定意見,稱這是我的作品,致使該偽作被他人以港幣52.8萬元購去。兩被告的行為侵犯了我的著作權,使我的聲譽和真作的出售均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請求判令兩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港幣52.8萬元。

    朵云軒辯稱:原告認定系爭作品是偽作,證據不足。我們的藝術品拍賣行為在法律上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委托拍賣行為不是商店銷售行為,而是一種居間性質的行紀行為。本被告實際上不是香港拍賣活動的聯合拍賣人。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朵云軒還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本案拍賣行為發生在香港,拍賣活動依據的是香港地區的商法、國際拍賣行規和永成拍賣公司對外公布的拍賣規則。上海法院受理此案,客觀上造成“香港的交通事故處理適用內地交通法規處理”的后果。本案應由香港法院管轄。

    永成拍賣公司沒有答辯,亦未應訴。

    「審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朵云軒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審查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吳冠中以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共同侵權為理由,向被告之一的朵云軒所在地的本院提起訴訟,本院予以管轄,符合法律規定。據此,駁回了朵云軒的管轄權異議。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公民享有表明其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亦享有禁止他人制作、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術作品的權利,上述權利受法律保護。根據現有證據證明,本案系爭的《毛澤東肖像》畫,落款非吳冠中署名,是一件假冒吳冠中署名的美術作品。兩被告之間訂有共同主持拍賣的協議書,《圖錄》中也載明為聯合主辦,且實際拍賣時又共同主持拍賣活動,表明對系爭作品的拍賣為兩被告的共同行為。兩被告拍賣書畫的行為是一種包括征集書畫、刊印發行《圖錄》以及實際競拍清帳的系列行為。拍賣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買賣,拍賣書畫是一種出售美術作品的行為。兩被告在獲知原告對系爭作品提出異議,且無確鑿證據證明該作品系原告所作,落款系原告本人署名的情況下,仍將系爭作品競拍出售,獲取利益,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的規定,系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美術作品的行為,共同嚴重地侵犯了原告吳冠中的著作權,造成其物質和精神損害,應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連帶民事責任。被告朵云軒辯稱拍賣行為不是銷售行為,其實際上不是系爭作品的聯合拍賣人,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原告吳冠中訴稱兩被告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術作品,損害其聲譽和真作的出售,侵犯其著作權,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七)、(九)、(十)項之規定,該院于1995年9月28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聯合拍賣假冒吳冠中署名的《毛澤東肖像》美術作品的行為,共同侵犯了原告吳冠中的著作權,應停止侵害;

    二、兩被告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上載文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內容須經本院審核通過);

    三、兩被告共同賠償原告損失人民幣73000元。

    朵云軒不服此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一審判決對事實的認定存在重大錯誤和嚴重失實,法律適用錯誤。本案不應適用本上訴人所在地的法律,而應適用“拍賣地法律”即香港地區的法律。一審判決其與永成拍賣公司承擔相同的法律責任,是不公正的。請求撤銷原判,重新判決。

    被上訴人吳冠中答辯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要求維持一審判決,駁回上訴。

    被上訴人永成拍賣公司在庭審時才辯稱:朵云軒曾數次向本公司轉達有關方面及吳冠中的意見,本公司在征求作品委托人意見及邀請有關書畫鑒定家對該畫全面鑒定后,作出了繼續拍賣的決定,是非常慎重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本案爭論的焦點不是署名的真偽,而是作品的真偽。本公司之拍賣行為發生在香港,一切行為準則均應依香港法律。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公民的署名權受到法律保護,同時,法律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本案系爭作品《毛澤東肖像》畫,落款非吳冠中署名,是一幅假冒吳冠中署名的美術作品。朵云軒與永成拍賣公司在依協議聯合主辦的拍賣活動中,公開拍賣了假冒吳冠中親筆署名的美術作品,共同構成了對吳冠中著作權的侵害。因侵權行為人之一朵云軒在上海,拍賣行為包括書畫征集、編印發行《圖錄》、拍賣清帳等系列行為,載有系爭作品的《圖錄》部分流入上海,上海系本案侵權行為地之一,因此,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是完全正確的。朵云軒和永成拍賣公司辯稱本案應適用香港法律,是沒有根據的。另外,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不聽有關方面勸阻,執意拍賣,屬于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但鑒于系爭作品是由永成拍賣公司直接接受委托,朵云軒曾數次轉達了有關方面及吳冠中的意見等事實,永成拍賣公司應負擔本案侵權的主要責任;朵云軒系拍賣聯合主辦單位之一,也應負一定責任,并相互承擔連帶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一)、(七)、(九)、(十)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該院于1996年3月11日判決如下:

    一、維持一審判決第一項、第二項;

    二、變更一審判決第三項為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共同賠償吳冠中損失人民幣73000元,其中朵云軒賠償27000元,永成拍賣公司賠償46000元。

    「評析」

    一、關于管轄權問題本案是由上海法院管轄還是由香港法院管轄。本案受理后,被告方曾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本案應由香港法院管轄。理由是本案的拍賣行為并不發生在上海,被告的拍賣活動所依據的是香港地區的商法、國際拍賣行規和對外公布的永成拍賣公司的拍賣規則。上海法院受理此案,在客觀上造成,“香港的交通事故處理適用內地的交通法規現象”。受訴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吳冠中以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共同侵權為由,向被告之一的朵云軒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訴訟,上海法院對本案行使管轄權完全符合上述法律有關侵權行為管轄之規定。

    二、關于法律適用問題本案應適用內地法律還是香港地區法律。被告方認為,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本案的所謂“侵權行為”即使由內地法院來審理,也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即香港地區法律。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侵權行為地的問題,即侵權行為發生在內地還是香港。受訴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拍賣行為是包括書畫征集、編印發行拍賣《圖錄》、拍賣清帳等系列行為,載有系爭作品的拍賣《圖錄》部分流入上海,表明上海系本案的侵權行為地之一。因此,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是正確的。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有關“本案應適用香港法律”的辯稱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三、關于侵權行為的性質問題本案的侵權行為性質,是指兩被告聯合拍賣假冒吳冠中親筆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究竟是侵犯了原告吳冠中的什么權利?此定性主要涉及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關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侵權行為規定含義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權。主要依據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客體為作品,離開了作品,對作者著作權的保護等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換言之,凡著作權人主張著作權保護的,必須有自己作品的存在,才談得上對其著作權的法律保護。本案原告吳冠中既然從未畫過《毛澤東肖像》畫,何以主張其著作權的保護。因此,對被告的行為應定性為侵犯姓名權,并追究其侵犯公民姓名權的法律責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著作權法》關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侵權行為的規定,既包括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者已經完成創作的作品,也包括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者未曾創作過的美術作品,其立法本意是為了加強對美術作品的市場管理和作者姓名權的保護,加大打擊制作、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力度。美術作品最容易被人假冒,同樣一件美術作品,署上著名畫家的姓名,就可能價值連城,不署上著名畫家的姓名就可能一文不值。畫的署名與畫的價值聯系十分密切。畫家的署名權既受到《民法通則》關于“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規定的保護,又受到《著作權法》關于保護公民的署名權,禁止他人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規定的保護。這種情況屬于法學理論中所稱的法條競合現象。對于法條競合,可按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處理。故對兩被告的行為應依據我國《著作權法》有關規定,定為侵害著作權,而不應該依《民法通則》定為侵害姓名權。據此,一、二審法院均認為,公民的署名權受法律保護,同時法律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本案系爭的《毛澤東肖像》畫,落款非吳冠中署名,是一幅假冒吳冠中署名的美術作品。朵云軒和永成拍賣公司在經協議聯合主辦的拍賣活動中,公開拍賣了假冒吳冠中親筆署名的美術作品,共同構成了對吳冠中著作權的侵害。

    四、關于被告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問題二審法院認為,朵云軒、永成拍賣公司不聽有關方面的勸阻,執意拍賣屬于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一審法院對本案事實的認定清楚,法律適用正確。但鑒于系爭作品是由永成拍賣公司直接接受委托,朵云軒曾數次向其轉達有關方面及吳冠中的意見等事實,應確認永成拍賣公司對本案的侵權行為負有主要責任;朵云軒系拍賣聯合主辦單位之一,也應有一定的責任,并且相互承擔連帶責任。

    責任編輯按:本案法律問題眾多,有的又屬當時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問題,認識起來并不那么簡單,需要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受訴法院的管轄權問題由于原告吳冠中提起的是侵權行為之訴,故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應依我國《民訴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確定。該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币簿褪钦f,只要受訴法院具有上述管轄聯系因素之一的,該法院就對向之提起的訴訟具有管轄權。因此,即使本案在何地為侵權行為地上有爭議,因作為本案被告之一的朵云軒的住所地在受訴法院轄區范圍內,受訴法院即因是被告住所所在地的法院而享有本案管轄權,僅以此理由駁回被告的管轄權異議即可。

    二、關于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一般來說,對涉及不同法域的民事訴訟,管轄權確定對法律適用的確定具有重大意義,受訴法院總是通過爭取管轄權來達到適用法院地法的目的的。但法律適用的確定還受法院地法中的法律適用規則制約,因此,受訴法院的管轄權確定后,不一定就等于適用受訴法院地的法律。這對國際民事訴訟和區際民事訴訟來說,沒有什么區別。同時,法律制度的不同,是產生法律沖突的根本原因,由此而形成的解決法律沖突的方法、制度和理論,除涉及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外,對國際法律沖突和區際法律沖突都是相通的。故此,我國有關法律中雖僅規定了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法院遇有區際民事關系問題需要處理時,是可以按照解決法律沖突的方法、制度和理論來處理的。

    由于本案定性為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故依沖突法規范,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在本案中,侵權行為是以拍賣行為的進行和實施而體現的。雖然該拍賣行為因是朵云軒與永成拍賣公司協議聯合主辦的拍賣活動中的一個環節或具體行為,而應被視為是該兩被告的共同行為,但并不因此而應將被告朵云軒的住所地認定為侵權行為地。整個拍賣活動雖然包括書畫征集、編印發行《圖錄》、競價拍賣以及拍定后的清帳等一系列具體行為,但本案系爭作品的征集地(或委托地)、《圖錄》編印發行地、拍賣活動舉行地、拍定后的清帳地等均在香港,上海僅是部分(少量)《圖錄》的散發地,顯然,上海只是受到本案侵權行為影響的地方之一,香港是本案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侵權結果的主要發生地,是該侵權行為的中心、重心所在;同時,系爭作品的委托拍賣、拍賣活動所遵守的規則和程序、拍賣的成立、拍賣后交付和清算,均是依香港法律進行的,應該說香港與該侵權行為有最密切的聯系。最密切聯系原則最初就是在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中產生的,以后才逐步在合同等領域中適用,因此,香港應被認定為本案的侵權行為地。再者,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的規定,“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侵權行為,是以“出售”行為為成立標志的,美術作品上雖有假冒他人的署名,但未“出售”,則構不成該項侵權行為。而本案被視為“出售”行為的拍賣行為,正是在香港進行和完成的,“出售”地才是該項所指侵權行為的行為地。據此,香港應被認定為本案的侵權行為地。所以,把上海認定為侵權行為地之一,進而適用法院地法,是很牽強的。

    三、關于本案侵權行為的性質兩被告聯合拍賣假冒原告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權利?審理中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權,另一種是為判決所采納的觀點,即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這兩種觀點都有欠缺。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七)項的規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是一種既產生民事責任又產生行政責任的雙重違法行為。但是否因為這是在《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就應當認定這種行為是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呢?首先,假冒他人署名,無論是以自己創作的美術作品署上他人姓名,還是以第三人創作的美術作品署上他人姓名,行為人都是以盜用或假冒的方式來冒充被署名者的,這屬于典型的侵犯公民姓名權的行為。之所以在《著作權法》中規定,這是因為這是在文化市場常見的一種行為,是侵犯姓名權在特定領域里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實際上是民法通則關于公民姓名權規定在特別法里的具體化。這種特別法和普通法對同一問題都有同一性質的規定的現象,不能稱為法條競合。因此,從假冒他人署名意義上說,只具有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性質。其次,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權是作者相對于其創作的作品而言的,即只有創作了作品,才產生了著作權,或者說才產生了著作權中的各種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沒有所依附的客體,權利是不可能產生和存在的。當事人發生署名權爭議,其實質也是圍繞著誰創作了作品這個客觀事實的,創作了作品的當事人,在爭議作品上享有署名權;沒有創作作品的人,在爭議作品上不享有署名權。本案原告否認其創作了系爭作品,并否認在上署名為其所署,顯然是不爭系爭作品之著作權,也就不爭系爭作品之署名權。對著作權的理解,不能理解為是一種創作或不創作之權利,而應當理解為是對創作出的作品所享有的權利。因此,本案原告沒有創作系爭作品,就不可能主張署名權;他人假冒原告在系爭作品上署名,侵犯的不是原告的署名權,而是姓名權。

    但是,本案系爭作品上之署名,并不是被告所假冒,是誰假冒并未查實,被告只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拍賣系爭作品。拍賣,是一種出售物品的方式,但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出售。正因為它是一種“出售”行為,“出售”的又是美術作品,故此種拍賣行為不僅受拍賣法的調整,也受著作權法中特別規定的調整。著作權法中規定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是一種同時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侵權行為,但并未明確規定是什么性質的侵權行為。前面談到,假冒他人署名是一種侵犯姓名權的行為,但是否也應當認為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也是一種侵犯姓名權的行為呢?在這里,假冒他人署名侵犯的是他人姓名權,在社會上損害的是被署名者的名譽,但在侵犯姓名權的民事責任中,已經包含了對其名譽損害的補救,故不可能同時還可以提出一個名譽權主張。而在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中,出售者并沒有實施假冒他人署名這種侵犯姓名權的行為,出售者違反的是不得出售假冒偽劣商品的義務。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不僅損害了購買者的利益,也損害了被假冒者的名譽。所以,從民事性質上,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構成了對被假冒者的名譽權的損害,應為一種侵犯名譽權的行為。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這些民事責任,也正是侵犯名譽權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形式。也正因為如此,原告在起訴中才認為其聲譽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要求被告承擔上述形式的民事責任。

    四、關于拍賣本身的法律問題確定本案拍賣人的民事責任,還涉及到拍賣本身的不少法律問題。本案涉訟及至結案時,我國《拍賣法》還未通過(1996年7月5日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但并不妨礙用拍賣行為的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論來分配本案。首先,拍賣的性質,它是指以公開競價的形式,將特定物品或者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的買賣方式,拍賣具有買賣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拍賣物品也可稱為出售物品。但這里的出售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出售。一般的商品出售,出售者是所出售的商品所有權人。而拍賣人并不是拍賣物品的所有權人,委托人才是拍賣物品的所有權人。委托人通過委托的方式,委托拍賣人以拍賣的方式出售其物品,拍賣人接受委托拍賣物品,不論是否成交,都要向委托人收取一定費用(成交的表現為傭金)。所以,委托拍賣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居間性質的行紀行為。正因為如此,拍賣人有權要求委托人說明拍賣標的的來源和瑕疵,拍賣人有義務向競買人說明拍賣標的的瑕疵;委托人有義務向拍賣人說明拍賣標的的來源和瑕疵,競買人有權了解拍賣標的的瑕疵,有權查驗拍賣標的和查閱有關拍賣資料,進而產生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標的上的瑕疵擔保責任。其次,由于拍賣是委托人轉讓其物權或其他財產權利的一種特殊方式,故要求拍賣標的應當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處分的物品或者財產權利。按此項要求,委托人委托拍賣的是特定物品的,委托人應是該物的所有權人,并應擔保其所有權上沒有瑕疵,只要其所有權沒有問題,又不屬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買賣的物品,該物品即可委托給拍賣人拍賣。再次,雖然如此,委托人也有義務說明拍賣的物品本身的客觀實際情況,即是原物還是復制品,是真品還是贗品,以及外觀缺損、內在瑕疵等。如果委托人明知這些瑕疵情況而不說明,即有欺騙他人的主觀故意,應當對其這種過錯行為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即委托人應當擔保其所說為真實。只要委托人如實說明了已知拍賣標的的瑕疵情況的,買受人即不得以拍賣標的存在委托人說明的瑕疵情況而要求委托人承擔賠償責任。同時,因拍賣人主持拍賣,拍賣人對競買人也產生此種瑕疵擔保責任,并為一種連帶責任,拍賣人不得隱瞞委托人所說明的或其所知的拍賣標的的瑕疵情況。所以,在拍賣制度中,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已經聲明了拍賣標的的瑕疵的,就無須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如果委托人、拍賣人并不知某種瑕疵的情況,在委托后出現第三人或者說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如本案原告是)提出拍賣標的的瑕疵的,則應當對拍賣標的進行鑒定,在沒有鑒定結論之前,拍賣不應當進行。由此可見,利害關系人提出拍賣標的的瑕疵的,產生中止拍賣進行的效力。但是,由誰鑒定則是一個不清楚的問題,從公平、公正的要求上看,一般不應由拍賣人自作鑒定人,而應由與拍賣人、異議人、委托人無利害關系的第三方作鑒定人為宜。所以,本案由作為被告的拍賣人自作鑒定是不合適的。同時,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對拍賣標的提出瑕疵異議,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應享有的某種民事權利,只有些異議得到澄清,才能確認其權利是否受到侵犯。在這種情況下,拍賣人有義務采取行動幫助澄清事實,拍賣人不履行這種義務而堅持拍賣的,在異議成立情況下,不但擴大了原侵權行為的損害后果,而且是對異議人又實施有新的侵權行為,拍賣人自應承擔侵權損害的民事責任。拍賣人在這種情況下承擔侵權民事責任,已經不是拍賣法律關系中的民事責任,而是對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未履行謹慎注意保護其權利的義務這種法律關系上的相應民事責任。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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